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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麻烦各位好友移玉步啦~哈~~

女记者刘杰提了最后一个问题：“您对邓玉娇案怎么看？”李鸿忠脸色顿时阴沉，离场。在场的其他

记者对此没做什么反应。

　　两分钟后，李鸿忠折返回来，直问刘杰：“你是哪里的？”

　　刘回答：“啊？”

　　李又问：“你是哪里的，请问你是哪里的？”

　　刘杰回答：“啊？人民日报的…”

　　话音未落，李鸿忠接着说：“人民日报…你怎么老纠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要给你们社

长讲，是不是，对不对？”

　　李鸿忠一把拿下了刘杰的录音笔，随后径直走向电梯。众记者当场无言，女记者刘杰红了眼圈…

…

　　3月7日下午，有湖北代表团工作人员将录音笔还给了女记者刘杰，但未表示任何歉意。

这一幕太精彩了，在李省长问出“你是哪里的”之时，他大概已经想好了下一句反问：“你们这些小报，就知道炒作。”但估计他万万没有想到得到的答案居然是“人民日报”，于是只好动用最后的武器——权力，“我要给你们社长讲”，潜台词当然就是，你这个小记者，哪有资格跟我堂堂一省之长对话呢？

同日，薄熙来同志对今年刚刚在重庆发生的李庄案进行了解释和表态，就已经不知得到大家多少赞赏了。

说白了，其实公众对“他们”的要求也就是说两句，给个解释，无论多么冠冕堂皇，多么弱智无聊都可以。甚至只要说了，都算是“有政治家的胸怀和自信”了，但“他们”这些专横的权力怎么就连这个都做不到呢？

网友、媒体将之评价为“雷人”、“最牛官腔”。新光公司顿时陷入舆论的漩涡。
小丹书记说：“政务公开是我们的承诺，……。”书记贵为当年广东四大才子，这次反应迅速，可圈可点。不过请诸位注意，才子的另一项本领是以华丽的文字掩盖事情的实质。

分析一下。

从这位新光中层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他显然是把“封闭道路”与“我拉屎”等同起来。这个等同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轻重缓急的程度。按照常识，拉屎应该是一件很“急”的事，容不得半点拖延。关键是：谁也不会在拉屎前先论证一下：现在拉屎对于之前的营养吸收是否有利。同理得知：“封闭道路”这种事情是不需要论证的，至少不需要论证封路对于车流和交通是否有利，最多也就是感觉一下道路主管部门的肚子涨不涨，或者疼不疼。以上是“缓急”的角度。
从轻重的角度，“道路主管部门领导拉不拉屎”与“是否封闭道路”的重要性是一样的。而拉屎之前需要吃饭，封路之前需要修路，那么可以进一步得知“道路主管部门领导吃饭”和“修路”应该也是同等重要的，那也无怪乎那么多修路的决定都是在饭局上完成的了。

第二个层次是事件性质。按照常识，你拉屎应该是一件私事——所以记者确实不该问——除非记者是你妈。这么说，“封闭道路”也是自家的私事吧。这就怪了，因为据我所知，“封路”成为一件私事的唯一可能是，古时的皇帝为检阅自家皇姓的大军来封路——这可以认为是皇帝他们家的私事（注意，我说的是“古时”，请勿时光错乱、对号入座。）新光中层如此表态，莫非他也想阅兵？他也想当皇帝？又抑或是，他还真已经把自己当道路交通领域的“皇帝”？
所以小丹把焦点转到“政务公开”上还是有些不到点，假如不考虑两人职位的差异，新光中层完全可以如此辩驳：“书记您说要公开的是‘政务’，可是我刚才已经论证的恰恰是‘封路不是政务，而是跟拉屎一样的私事’，恐怕书记你是在装聋作哑、偷换概念吧？”

总结一下新光中层的说法，“封闭道路”跟拉屎一样不怎么需要论证，摸摸肚子拍拍脑袋就可以决定，还很有可能是他们自家的私事，为了他自家肚子的舒畅。诸位发现了吗？这些话在“雷人”之余，是否也有那么几分真实呢？结合之前“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雷人之语。我们不得不概叹，官人们说的话越雷人，就越真实，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雷人”的地方。

每天一中稿 不愁温和饱

每天一大稿 稿费真不少

一天没有稿 就怕老婆跑

“不明真相”：
说在现场的人们“不明真相”，潜台词当然就是写这句话的笔者是“明真相”的了，但鄙人实在不明白，一个很可能远在百里甚或千里之外的政府宣传办工作人员（大部分通稿都是出自这群宣传工作者之手）是怎样“明真相”的了？退一步讲，即便他们自我感觉确实“明真相”，他们又怎么胆敢宣称停留在现场数小时甚或时间更长的人们“不明真相”呢？
这是何等的自负啊？

“群众”：
说“不明真相”的是“群众”，潜台词当然就是说并非属于群众的那些人是“明真相”的啦，鉴于“群众”这个词在中国的特殊含义（“群众”跟“人们”、“人民”都是不同的），不属于群众的人是“领导干部”或者“Party Member”（有异议的群众和党员干部请参看自己填各种表格时的写法）。因此，这个词暗含的可绝对不是什么精英主义，更不是什么“大民主不可行”之类的陈词滥调了，而是鄙人发明的“官粹主义”——当然这个“官粹”还是官们自封的。
这是何等的傲慢？

“围观”：
说是“围观”，也就是“看着”，潜台词当然就是说人们仅仅只是“看着”，而不可能参与到事件中，这就自然导出了两个逻辑后果：首先，围观者对事态发展没有或者只有很小的作用，他们不是事件的参与者，在事件发展上没有发言权，更没有行动权；而第二层更险恶的逻辑是，反“不围观”者——即“发言者”和“行动者”就很可能不是群众，那他们是什么呢？根据上面对“不明真相”和“群众”两个词的推理解释，答案显而易见——“发言者”和“行动者”不是“非群众”的、“明真相”的官们就是“反群众”、“别有用心”的坏分子们。
这是何等的强盗逻辑？

三个词解释至此，一切ok，敌我分清，可以开始“迅速、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了。

事实上，当我们已经习惯于，类似“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围观”、“某某某情绪稳定”、“一小撮别有用心的煽动者”等等这些话语这些词的时候，媒体们最近一直在吹捧的所谓的“迅速解决群体性公共事件”、“危机公关”等理论也就成了一件彻头彻尾的遮丑布，大概也就只比皇帝的新衣好点——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或许还更糟糕呢？

可笑，小小的南非建筑工人竟然胆敢拖延伟大的世界杯建设？

其实，如果世界杯到中国来举办就肯定没有问题啦，我们特有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根本不会允许这种罢工拖延工期的情况出现，一方面国家肯定愿意足够的钱来保证工人们满意，并最终让领导们考察的时候满意；另一方面，工人更不可能有那么多乌七八糟的讨价还价的权利。

前一方面，是所谓的“国富论”，后一方面是所谓的“低人权、低成本、高效率优势”

还是秦晖先生看得清楚啊。

我总是会对以下这种新闻感到由衷的快感。

而且，虽然这会让我显得非常邪恶和怨念，但我还是非常忍不住要在博客上抒发自己的兴奋之情，在这一点上，我跟那数千上万个跟帖的网络暴民一样粗暴。

武汉水务局副局长陪酒醉死

据《武汉晨报》报道，记者7月14日获悉：13日下午，武汉市新洲区水务局47岁的副局长金国庆在陪客吃饭过程中，因饮酒过量导致心脏病突发死亡。

　　据了解，13日中午，新洲区水务局副局长金国庆等人在新洲邾城一家酒店吃饭。

　　据知情者介绍，酒足饭饱后，金国庆脸色明显不对劲。事后，金国庆醉酒不醒，昏迷过去。新洲区“120”接到求救电话后，派救护车将金国庆送到新洲区人民医院抢救。

　　14日16时许，记者联系到新洲“120”值班医务人员，据其介绍，金国庆于13日18时30分被送到医院，入院时，其呼吸、心跳均已停止。据初步诊断，金国庆是因饮酒过量导致心脏病突发死亡。

　　据知情者透露，金国庆平时酒量较大，此次饮酒量不算很多。

　　14日，新洲区纪检监察局党风室副主任张求生受访时表示，纪检党风室2005年发布了“禁酒令”，今年的工作重点是查处公务接待。金国庆饮酒过量身亡一事是否涉及用公款消费以及是哪些公务人员参与饮酒等问题，区纪检部门已启动程序介入调查。

传统上（也许只是1949年以后的“传统”？），我们总是喜欢称颂所谓的“人民战争”，是的，军民皆兵、军民皆能战也许是值得自豪的，我们“中国人”多么能抵抗啊。可是，我们那支真正的军队呢？为什么要靠“民”才能战而胜之呢？

一、唐生智
此君大概当改名为“急中生智”了，1937年11月日军进逼南京时，他的言论何等慷慨，力主死守“国父陵位”，甚有乃后“保卫毛主席”之气势。下令封锁南京、销毁渡船，又是何等激昂，大有项羽“破釜沉舟”之英气。
不过，最后，这一切都被证明只是一个政治机会主义者的又一次政治投机和政治表演，当蒋委员长一声令下，“封锁南京”的实质就仅仅是“平民不能撤离”，“破釜沉舟”的后路则是自己还留着飞速逃跑的汽艇。
于是，守军失去指挥、军心动摇。第二天，南京大屠杀开始。
1949年，唐生智再次“急中生智”投靠共产党，官至政协委员。具有戏剧性的是，此君1967年时被另一批更“高明”的政治机会主义者——红卫兵迫害而死。此乃后话，压下不提。

二、士兵
悄悄地，唐氏走了，不带走一个老百姓，还留下大批国军。于是，失去强势将领的军队，就只能“军民皆民”，扔掉武器，混入市民，逃入安全区，结果成为日军“有杀错没放过”兽性策略的借口。
其后，没有失去强势将领的红军，凭借游击战赢得了战争，赢得了中国。其“军民皆兵”的策略继续成为鬼子们“有杀错没放过”兽性策略的借口。此乃后话，压下不提。

三、谁的军队？
当时中国国境内有哪些军队呢？盘点一下。
我党的军队、张学良的军队、蒋介石的军队、还有各种类其它军阀的军队，但是你发现有“中国的军队”吗？可悲的是，没有；那当时出现在南京抵抗的呢？还是没有。
一位台湾老兵回忆，自己曾经在南京与两千士兵一起被押往刑场枪毙，负责押送这两千士兵的日本军人不过区区五人。这位老兵称自己曾试图组织同伴一起反抗，计划拼掉几十人来让其他上千人逃生，但竟然无人应和。
都是不抵抗，各支军队和二千多将要赴死的人们想的是什么呢？他们想的是一样的：“搭便车”，不如你抵抗吧，我来渔翁得利。如果说个人希望搭便车逃生尚能理解，整体军队又如何呢？
答曰：毛家军、蒋家军、张家军……反正就是没有一个“中国军”，这些武装力量的第一目的当然并不是保卫人民的安全。

须知道，“中国”的小名叫“地盘”。在地盘上的子民们，你们能期待平时交了“保护费”或者“陀地”，在危难时“Big Brother”就会拉你一把吗？此皆乃后话，但，能压下不提吗？

废料收购站统一收购合法?

文/记者 钟达文 周伟涵 图/记者 庄小龙
昨日，厚街镇白濠村厂家徐先生报料称，该村一家收购站于3月16日向其工厂下通知，要求其将工厂生产剩余的废边角料给收购站统一进行收购，徐先生说价格与市场价相差较远，如果不给“他们就拦车砸玻璃”，并且将这些东西没收。镇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如果确有违法行为,将依法进行处理.

投诉：收购价格不足原来一半
徐先生称，这间收购站共有50人许，每天都会派七八个人骑着无牌摩托车在村中各个角落巡视。“如果发现有工厂将自己生产所剩的废边角料卖给村外或其它地方的收购站，就将车拦截起来，并将这些东西没收。”
徐先生回忆称， “早在前年，这些人曾来向自己工厂强制收废品”。我当时很生气，就带着厂里的员工拿着刀棍在厂外守着，才把这些人赶走。
“如果按照市场价给，又或者价格稍微低点都无所谓，关键给的价格实在是太低了。”徐先生说，当时一吨废纸皮运到中堂卖是1吨1000元左右，还送运费，而对方给的价格却不足500元。
3月16日，他收到白濠收购站一张“通知”，通知中对的工厂“于2008年开始到现在在工厂所生产的废边角料都卖给无牌无证收购站”表示不满，并要求该厂与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联系，并就“废品管理费一事在一个星期内将其妥善解决”而现在徐先生却陷入无可奈何中。
徐先生说，“生意好的时候我们厂一个月就能有100多吨纸料，生意淡的时候至少也能有50多吨，这样一下来，我一个损失确实够呛。”

调查：收购站藏身于村中隐蔽角落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白濠村，据该村一位村民称，这个收购站是白濠村唯一的收购站，这些人在这里已经有七八年时间了，该村民称，这个收购站对外的口径是“村的废料收购业务已经承包给他们了，但其实根本没有商家见过‘镇政府文件’”。
白濠村另一家皮具厂的负责人叶先生也向记者反映，这个百濠收购站还有一个“巡厂制度”，就是派人在村里的100多家工厂“巡逻”，一旦发现有厂家“私自”将废料运到其他地方的收购站，就会用各种办法强行拦截运货的车辆。叶先生称自己工厂曾不愿将废料低价卖给收购站，也因此发生了冲突。
叶先生说：“当时他们巡厂的6、7个人把我们的车拦截在厂房门口，不让我们出去，要把我们的废料拉到他们的收购站，后来还说要将我们‘违法’卖出的皮料全部没收，”叶先生说，“双方纠缠了一个下午，最后我们也不得不屈服了，不仅皮料被无偿没收，后来的皮料也只能以低于原本的价格卖给他们。
徐先生说，“附近一家工厂也曾因为拒绝将废边角料卖给他们。”后来整个厂里的玻璃砸烂，“这样跟强盗有什么区别？”随后，记者跟随徐先生沿着蜿蜒的山路见到这间收购站，该收购站藏身于村的一个比较隐蔽的角落。

收购站：绝对没有强行低价收购
记者随后致电白濠收购站，其负责人林先生却坚决否认了村里各厂家的投诉：“这完全是污蔑，我们的收购价跟市场价是持平的，没有什么差距，更没有所谓的‘强行收购’的现象。” 记者又向其询问纸品以及皮料的具体收购价格，林先生则以“废料种类繁多无法确定”为由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

政府：如有违法将依法进行处理
随后，记者从厚街镇一位负责人了解到，对于白濠收购站是否出现违法行为，他表示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这家收购站确实有牌经营，但如果确实违反相关规定，将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强收机器当废品 不干就抢
文/图 记者钟达文、周伟涵 实习生闫国威

　　“怎么能这么野蛮，不但强要我们厂的废品，还要我们把机器当废品卖给他们。”沙田镇稔洲村宏东五金厂员工易先生昨日报料称，该厂本来准备在4月9日和10日两天把生产设备搬至新厂房。然而该村一家废品收购站竟强行将厂中的生产机器认定为废品，并要求低价收购。

　　易先生说：“10日上午，厂长及另外一名女员工因阻止收购站强行拖走东西而被打伤。”记者昨日获悉，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双方在沙田镇政府的协调下达成和解。

　　厂中机器也得当废品被收购

　　据宏东五金厂厂长文小姐介绍 ，该厂是一家工人不足10名的台资企业，本打算在本月9日、10日将机器和模具搬到附近的新厂房。“但在宏东厂动手搬迁之前，同村的稔洲收购站就上门要求我将废品卖给他们，我当时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然而宏东厂9日准备搬迁时，一群收购站的人到厂里要求把机器也当作废品进行收购。文小姐说，“我们当然不愿意，这些机器都是生产设备，怎么就成废品了呢？”双方纠缠不下，“后来我只好报警，最后在公安和治安队的护送下，宏东厂才得以将部分机器运走。”

　　让文女士感到意外的是，“到了第二天工厂要把模具运走时，收购站的人又来了，而且还把我们打伤了。”

　　3男子截货车打伤两女事主

　　据目击者村民黄先生介绍，10日上午8时许，文小姐正组织员工将厂中的模具装上货车，突然，3名男子骑着两辆摩托车在宏东五金厂厂外的路口将货车挡住了。黄先生称，当时两辆摩托车后面都没有挂车牌，却各挂着一个“稔洲收购站”的牌子。“3个男子直接冲上去就把货车司机赶下来，自己坐进了驾驶室，想把货车开走。”

　　“见势头不对，文小姐和厂里的另一位女员工也冲上前拦住货车，并打电话报警。”

　　随文小姐一起拦货车的女员工回忆说：“见我们拦着车，那几个男的居然下车来恶狠狠地打我们两个女的，最后厂长的头都被打伤了。”而现场另一位目击者易先生称，当时被砸的还有文小姐的数码相机，“上面有当时她拍下的现场照片。”

　　黄先生说，3名男子后来见文小姐报了警，便立刻骑着摩托车扬长而去，随后，警察赶到现场介入调查。

　　调查：收购价格只为市场价一半

　　随后，记者在沙田镇稔洲村走访。据附近一位村民称，收购站经常派人在厂区“巡逻”，只要看到有厂运货出去，他们就要检查，如果发现工厂将生产所剩的边角废料卖给其他收购站，就将车拦截，并将废料强行收购。

　　为何收购站可以这样做？该村民称：“收购站与村委会达成了一个承包协议，收购站包揽了本村的所有废品收购业务，我们一直只能把废料卖给稔州收购站。”

　　宏东厂的另一位负责人吴先生无奈地说：“稔州收购站的收购价仅仅是市场价的一半左右，年前我们就卖了一批废品给他们，市场价一般为每吨2500元，但他们的收购价才每吨1400元。”吴先生介绍，宏东厂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有近10吨边角废料，这样计算下来，差价损失也不少。而宏东厂要运走的这批模具有8吨，当时花了几万元买的，“我们搬了新厂以后还要继续使用这些模具进行生产呢。”

　　各方说法

　　收购站

　　已向伤者赔礼道歉

　　昨日，稔洲收购站相关负责人方先生表示，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们与厂方产生误会而引起的冲突”。他称，目前该站领导已经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解，并组织相关人员向伤者赔礼道歉。

　　方先生称，事情主要在于双方“在沟通上出现了问题”，目前该站已经通过警方与伤者进行协商。

　　镇政府

　　收购模具是误认

　　沙田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厂方和收购站已达成和解，“收购站承认这次纠纷是因为收购站的工作人员把宏东厂的模具误认为废品。”此后，被打的宏东厂厂长和员工已到医院接受检查，证实并无大碍。

　　据悉，宏东厂的模具已从昨日开始陆续搬离旧厂址。该负责人称，沙田镇有关部门已要求稔洲废品收购站加强管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在这两个事件中，你会看到两个霸道的废品收购站，他们的霸道气焰来自哪里？显然，就是垄断。

不过，这个垄断不仅仅只是废品收购站本身的垄断，而是权力的垄断，他们的霸道也不仅仅是收购站的霸道，而是权力的霸道。

    俄国叶卡捷琳娜嫁给了王子，但是此王子竟然不举，于是叶卡捷琳娜守了8年的童贞婚姻，后开始与宫中大臣将军厮混。若干年后，王子成

帝。后叶卡捷琳娜“东床事发”，皇太后竟然特别批准特许儿媳妇乱搞，理由是“皇室继承之事大于皇后之忠贞。”
    又若干年，皇帝忽能举（莫非当年俄国已有伟哥？又或是权力有壮阳之妙用？）。然而，此时的叶卡捷琳娜已成一魅力熟女，御男无数，

对皇帝亦再无兴趣。
点评：此真可谓“奉旨勾佬”。

    萨达姆，一代枭雄，曾入狱，然逃狱之心不灭，于是准备了细长钢条数只意欲伺机割断狱门走佬。
一日，钢条藏匿地被发现，狱吏以为是萨达姆对面仓的共产党人意欲逃狱，于是拷问，这时萨达姆慷慨认罪。
    得知是萨达姆想越狱，狱吏们竟不以为意，哂笑离去。原因是萨达姆已经被“内定”处以死刑。后几近拖延，萨达姆竟就越狱成功。
点评：此可谓“义感动天”。

    柯立芝，曾为美国总统。大学时，学校饭堂食物质量低劣，柯立芝难以下咽。于是想出以绝世好计，此君将饭堂养的猫抱到自己的饭菜前，看着这只猫垂涎三尺良久，终于自己也狼吞虎咽了。
点评：当今中国大学的饭堂都应该为每个学生配只猫。

    还是柯立芝，喜好睡觉。据说习惯从晚10点睡到第二天早上9点，午睡从中午1：30睡到下午4点。某天，午睡初醒，大叫：“美国是否还存在啊？”
    此君的名言是：“公权力睡着了不出事，国家就安宁了。”
点评：当为当朝官吏们的座右铭。

    肯尼迪，美国著名帅哥、政客以及被暗杀者。此人在竞选总统期间，曾一共举行了33次茶话会，出席的女性选民多打7万多人——最后他的

选票总数也就比对手多了7万多票。
点评：长得帅永远不是坏事。

    还是美国总统。杜勒斯先生曾为法科学生，也曾致力于司法考试。不过此君过司法考试之过程肯定令我等咋舌。
    14：00 考试开始
    15：00 杜勒斯做完了大半的题目
    15：10 杜勒斯料想做完的这些题目已经足够合格，于是交卷
    15：30 到达火车站赶上火车
    16：00 到达与一美女预先约好的目的地，之后逛街、看戏、夜宵直落……
    若干天后，司考过关
点评：太强大了，惭愧、汗颜

    说了这么多美国总统，说说苏联的吧。据说勃列日涅夫对下属无比热心优待。当年，莫斯科市长叶戈雷切夫辞职，勃氏居然亲自打电话询问叶氏还有什么困难没解决，叶戈雷切夫直言刚结婚的女儿跟女婿还没有自己的房子。
    第二天，叶戈雷切夫的女儿夫妻就搬进了新家。
点评：堂堂莫斯科市长的千金居然没有房子？北京市长的公主又有多少间？或许能数得清的问题是：在海外有多少间？

交流会还是“记者招待会”？
    从网民与总理的对话内容看，网民们所提的问题可谓五花八门。不过就笔者的观感来说，在网友们提出的超过30万个问题里，绝大部分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件事。例如“您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已经采取的应对措施起到作用了吗？政府还会继续出手吗？”，又例如“中小企业存在的资金周转难题如何解决？”等等。网民们也不再像是平常在论坛里肆意拍砖灌水的“网络暴民”，倒像是一个个职业记者在中规中矩地提问，而温总理自然也是镇定自若、侃侃而谈，俨然在另一场“答记者问”的“新闻发布会”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这是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网络的两大特性是匿名和互动，而两者又是紧密联系的，因为有了匿名的平台，才有了更自由的互动；又因为自由互动的需要，才构成了匿名的最大理由。然而在这场被认为是温总理的网上“炉边谈话”中，网络平台的以上两项特性显然都并不充分具备。首先，交流的一方——温总理就不是“匿名”的，网民们清楚地知道与自己对话的是己国政府之首脑，处于对总理的尊重以及其他可以理解的原因，网民从心理上就绝不可能“畅所欲言”；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不是完全的匿名交流，网友们当然难以与总理展开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乃至辩论，于是网友求解，总理回应，双方一问一答，问答的内容类似于“新闻发布会”，只不过地点换成了虚拟的网络而已。

了解者与被了解者的错位？
    新华网后来的追踪报道称，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李宗伦２日说，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既体现了人民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的民主原则，也体现了总理“问政于民”、“问计于民”的民主作风。但事实的尴尬之处在于，在交流中总理有向网民们提问吗？
    诚然，总理能抛开政府公文中冗长的官话，用较为平民化的话语以及平等的姿态与民众坦诚地交流，不啻为一个大大的进步。然而在五千年的历史上，“圣君微服私访查民情”之典故也并不鲜见，而在今天却反而只有网民向总理提问，而不见反方向的互动。在温总理的初衷来看，民意应该是“被了解的对象”，但“被了解的对象”不断地提问题，“了解的主体”却忙于回答问题，这恐怕也多少有些悖于常理。

民意之畅顺表达最需现实努力
    从政治语态上看，网民热衷于向总理提问题，一方面反映了民众对我们的人民政府怀有极大的信任，相信我们的政府有意愿也有能力解决其提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却也反映了，在现实社会的环境中，民意自下而上传递的渠道或许还是过于狭隘、过于艰辛，而盼望国家解决诸多棘手问题的愿望又是那么地强烈。有论者如窦含章、吴定平等认为，网络将藉此“成为民意与中南海互动直通车”，“总理上网让民意直通中央”。但如鄙人上文所论，这两种评价似乎都不免过于乐观了点。事实上，民意之畅顺表达的实现还有赖于现实经济的改善，以及政治舞台的不断博弈，把完善民主制度的希望寄托于网络恐怕也只是“难以承受之重”。
    因此，如果再有一次总理网上交流的机会，鄙人最想问的问题就是：温总理，您说自己几乎每天都上网，那您的网名是什么？您平常都逛哪些网站呢？会不会也在哪些坛子上与众多网友们一起灌水、拍砖乃至骂娘？另一方面，鄙人也斗胆暗想，什么时候人们果真能直言国事，民意果真能“直达朝野”，那么，包括温总理在内的3亿网民，上网冲浪的心情也许就都能更轻松一些吧。

    近来读秦晖先生的《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颇有收获，秦晖先生面对难题时的逻辑能力和剖析能力让鄙人折服。

    所谓“兼并”，秦晖先生认为就是民间社会的弱肉强食及其导致的贫富分化。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两家对“抑兼并”还是“不抑兼并”曾有长时间的学术乃至政策辩论。按照秦晖的说法，无论儒家还是法家，都是支持“抑兼并”的，法家自不用说，即便是儒家也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名言，而“抑兼并”最极致的王莽更是“超级大腐儒”。
    具体地说，“抑兼并”的目标就是“王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取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主要措施当然就是对“阡陌闾巷之贱人”中的“大农、富工与豪贾”开刀，最后的情况则是“财富豪多以罪倾室，豪门民族铲削殆尽。简单的说，“抑兼并”是要杀富，却不济贫。
    秦晖还指出，”历来“抑兼并”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即“百姓均平”,一是财政即“富国足用”。前者就是“大家一起穷”，后者则是“国富民穷”。因此，秦晖进一步指出的结论是，历史上的抑兼并运动都是在国家财政危机、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需要大幅度提升时发生的。
另一方面，也有人支持“不抑兼并”，但是由于“不抑兼并”的产生，本身就是对“抑兼并”政策实施一段时间后出现的“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的状况的反弹，更由于传统中国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膨胀，结果通常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
    最终，结果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管（抑兼并）就死，一放（不抑兼并）就乱。”

    秦晖还进一步指出，“抑兼并”和“不抑兼并”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抑兼并”中则有谭嗣同说的“国家自为兼并”，“不抑兼并”中则有司马光“天使汝穷”、“贵贱贫富，天之分也”等固化贫富差距的言论。也因此，无论是国家有为图治，还是无为而治，是自由放任还是国家规制，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公平竞争环境的缺失，于是“自由放任就只能放出无数土围子，没有中产阶级；经济规制就只能与民争利，没有理性调控。”

为什么传统中国要抑兼并

    就鄙人看来，“抑兼并”的前提是，如果国家不出面“抑兼并”，土地的自由交易会使全国土地越来越集中，并因此产生大量“流民”，这些流民没有土地，没有社会保障，肯定将影响社会安定繁荣。但从逻辑上分析，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因为就经济常识来说，土地集中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这种提高是边际递减的，到最后更有可能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土地集中到某一定程度以后，生产效率的提高就会出现拐点，会低于分散的小生产农民。这样，土地集中的市场价值低于其在分散小农手中的市场价值，市场杠杆就会抑制土地继续被“兼并”。简单的说，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抑兼并”还是“不抑兼并”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国家要做的也不是去用权力行为“抑兼并”或者“不抑兼并”，而是应该去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那为什么传统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里还要“抑兼并”和“不抑兼并”轮着用呢？原因可以从苏辙的话中寻找，苏辙说：“城廓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廓者，与在官府无异也。”可见我们也有少数古人已经认识到，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无异”。

    “城廓人户”既然可以在“缓急之际”成为“郡县所赖”，那也可能成为“梁山好汉”（卢俊义、燕青……事实上梁山上这样的“好汉”还少吗？）；“饥馑之岁”可以“分以助民”，那也可能“聚民起义”；“盗贼之岁”可以“捍敌”，怎么就不能倒转枪头呢？这种种对“群体”和群体性事件的恐惧绝对是专制统治者的梦魇。于是他们宁愿将钱握在自己手中，才可能予取予夺、才可能把“群体性事件”扼杀在摇篮中、才可能奖惩分明地“驱民”去干任何事。

当朝属于抑兼并还是不抑兼并

    “传统十论”其实也是“现代十论”。我们面对的更重要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是什么状况呢？如何解释今天中国一方面贫富差距巨大，另一方面却财政丰盈、国富民穷呢？今天的政策是抑兼并还是不抑兼并呢？
    鄙人认为，答案是“抑兼并”和“不抑兼并”同时运用。
   按照秦晖的说法，抑兼并就是资源都被收归国有，于是除了抽象的“国家”以外，所有“民”（包括官和民众）都穷；不抑兼并就是资源适用“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于是国贫民众穷而官富。
    那么，“抑兼并”和“不抑兼并”有没有可能同时运用呢？
    在近代之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传统中国，农业占绝对统治地位，所谓的“资源”其实最核心的只有一个——就是土地（也因此，当鄙人查阅从古到今对传统中国“抑兼并”政策的研究时，发现的都是对“土地兼并”的研究，而不可能有其他财产形式），所以，从逻辑上说，当时的朝廷是不可能对同一种资源（即土地）同时“兼并”又“不兼并”的。
    然而，经济发展到今天，“抑兼并”的两重性就变得可能甚至已经成为现实了——因为经济形式多样化，所谓资源也不再只有土地一个核心了。
在土地问题上，当朝还是坚持“抑兼并”，城市土地一分一毫都仍然是国有的，自然不得买卖，也不会出现“兼并”，而农村土地则在长时间都不能合法自由流转，也谈不上“土地兼并”。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公权力对土地能够予取予夺，城市土地可以用于“招拍挂”，赚取地价；农村土地也可以“为了公共利益”，合法地用极低的补偿征用，于是地方财政收入依靠卖地，而中央与地方分税制也决定了，只有地方财政的汲取能力足够强大，才能在维持地方行政效率的同时，有足够的财税上交中央；只有地方财税收入这块蛋糕足够大，中央和地方才能比较“和谐”地切割蛋糕，并都能吃饱。也就是说，在土地问题上，政府财政的“汲取能力”仍然极为强大。
    不过，当土地进入工商业领域（例如厂房建设、商品房开发等），并藉此进入金融领域（例如企业上市、购房按揭等）时，当朝就充分灵活地“不抑兼并”了，甚至某些领域出现了“兼并”的极致——垄断企业，当朝也肯定坚持“不抑兼并”，因为那些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

综合来说，当朝通过“抑民间兼并”，将土地“兼并”到国家手中，继而在一个不公平、不公正的竞争环境中，通过“不抑官民兼并”，将工商业资源、金融资源“兼并”到官员、权贵手中。

    如果你嫌上面这个陈述太繁琐太抽象，那鄙人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假设S市的农民A有一块田地在耕作，而由于当朝要“抑兼并”，所以A不能自由将这块地卖给任何人。但是，出于某种“公共利益”，当朝征用了这块地。数年后，这块农地可能变成了B洗浴场所。
    本来，农地变成洗浴场所也并无不可，因为B毕竟是一个工商业机构，通过与其他C、D、E、F洗浴场所竞争，形成洗浴市场，也有可能促进就业、刺激经济，并“从根本上”促进“公共利益”。然而，在当朝“不抑兼并”的不公正竞争环境下，更有可能发生的是，C、D、E、F洗浴场所根本无法与B竞争，因为这个B就是S市领导的的太太的小舅子的表弟开的，S市可以借“疗养”、“按摩”之机源源不断的将“公费”输入到B那里。B有了政府支持，自然越做越大，最后顺利“兼并”掉C、D、E、F——这种官家对民企的“兼并”，当朝自然是“不抑”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抑兼并和不抑兼并“双管齐下”政策。（当然，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称之为市场自由经济和国家规制完美结合的“中国经验”；你也可以称之为“XX特色的XX主义”）

仁兄还高声呼喊着下面这句话：
“How can this Univercity prostitute itself with this dictator here? ”

分析一下~~这句话~

话里显然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this dictator”，当然是矛头直指敬爱的温总理，也就是说，这位牛津的

同学（姑且这么认为，直至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这位“西方脑残”的详细资料？）认为，温总理是“独裁者”或者“专制统治者”。而更重要的是第二层意思，这句话谴责的对象不是温总理（牛津同学口中的独裁者），而是“this Univercity”，英国的最高学府不应该“像一个妓女那样被独裁者蹂躏”（姑且这么翻译？），他真正指责的，是牛津大学。

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这么理解，最让这位牛津同学愤怒的，不是“独裁者”，而是自己所在的大学堕落了。

遥想多年前，当克林顿屁颠屁颠地跑到北大演讲的时候，结果被一群北大精英学生以“集体人权”、“美国国内人权不行”、“美国不肯进行文化交流”的诘问问得“灰头土脸”，大概远远没有我们总理的“从容镇定”。

至此，鄙人忽然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一位西方元首到中国大学来演讲，然后某位学生也会向这位西方元首扔个回力鞋（也许扔山寨阿迪、NIke会更有喜剧色彩？），然后大喊“我们的大学怎么能向这位虚伪的恐怖主义者献媚？”
什么时候，我们的青年人也能为自己所在大学的荣耀（注意，不是什么“大学排名”的虚名）呼喊呼喊，而不是急于借助指责美国元首来进行“政治表态”。

顺便说一句，如果鄙人对那位牛津同学的理解没错，那么温总理的回应尽管极显大国风范，但人家骂自己的学校，纯属人家的“人民内部矛盾”，扯到“中英人民友谊”就略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了。就正如，当北大学生诘问指责美国的人权问题时，我想无论是克林顿还是温总理都不会急于表态判定那些言论是否“影响中美人民友谊”了？

新闻频道，日日倾下计。今天是二零零九年元旦，农历十二月初六。先祝各位街坊元旦开心，新年快乐。今天风和日丽，是个休假的好日子。不过仍然几冻。乐观的人记得阳光，忘记寒冷，悲观的人只会喊冻，无视阳光。而我就既不见阳光，也不会叫冻。因为琴日落班先接到通知，从今日起，新闻频道节目在新闻频道的重播全部取消，以后各位街坊要睇呢个只是倾计的节目，一系就七点坐定定睇新闻频道，一系就乌眉哈睡等晚上十一点半左右的主频道重播，一个节目睇两日。

我早就讲过要将每一天的节目当成最后一期的节目来做，这一天已经越来越临近了。今日之果，昨日之因，我无怨无悔，只是辛苦了各位街坊。新年溜溜，都要讲声对唔住，难为晒。

我想起罗大佑的那首歌，叫做闪亮的日子，你我为了理想 历经了艰苦 我们曾经哭泣 也曾共同欢笑 但愿你会记得永远的记着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无论晴天阴天，我和新闻频道的兄弟姐妹都会始终怀抱正义情义的理想，将街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将街坊的欢乐当成自己的欢乐，以广州为家园，以广州为己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得不足不够大家多多包涵，在二零零九年艰难的日子，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继续为了理想，为了广州闪亮的日子，继续走下去。天气方面，气象台说，广州市区今晚夜间同明天白天都是：晴天，气温介于7到18摄氏度之间，几冻下，相对湿度介于20%～55%之间，天气非常干燥，吹轻微的偏北风。各位街坊多多保重，千祈千祈。

留意下中间那段话：

“我早就讲过要将每一天的节目当成最后一期的节目来做，这一天已经越来越临近了。今日之果，昨日之因，我无怨无悔，只是辛苦了各位街坊。新年溜溜，都要讲声对唔住，难为晒。”

这样的态度来做新闻稿件或者节目，怎么可能做得不好呢？说句不好听的，就连死刑犯，给他提供的最后一餐都是极其丰盛的啊。

学习陈sir的态度：将每一篇新闻稿都当成最后一篇稿来做~~

对这种言论，鄙人真是无比惊诧~~

一个人做了坏事，被别人批评了，居然不首先检讨自己，却忙着去要求别人不应该指责自己，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同样的

一个职业群体做了不少伤害国家的事情，这个职业群体的人居然不以为耻，反而说别人“妖魔化”他不对，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这张图太有意思了，这样的新闻首页真的应该纳入我们的新闻学教材

倪震周慧敏的婚事与胡core的放在了几乎同等的地位。我们怎么解读呀？

是说政治与娱乐已经地位如此接近吗？

想得更多一点的话，倪周前几天才说要分手 现在有说要结婚，分明愚弄人民，这种人的言论怎么能跟胡core的言论摆在一起呢？难道我们的网站新闻工作者在借倪震讽刺某些人说话不算数？

    记者封口费事件近日闹得沸沸扬扬，大伙纷纷指责记者和煤矿主，但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其实，最大的封口费制造商，其实是各级政府部门。

    一方面，大部分新闻发布会或者政府组织的什么活动都是有红包的（当然，这个论断仅对当地宣传部及其“亲生儿子”本地媒体有效，而来“抢地盘”的则不在其列），这不就是“有偿新闻”吗？
    另一方面，到出了什么“负面新闻”时，政府部门又会忙不迭地招呼各大媒体“顾全大局，认清形势”，同时给点“辛苦费”（作为记者辛苦奔忙了却发不了稿的补偿），这不就是“有偿不新闻”吗？

    是的，你还真以为只有煤矿主才会给“封口费”？你被耍了，大部分“封口费”都是政府给的

    那为什么鄙人敢断定各级政府部门才是“最大的”制造商呢？因为煤矿主们淘的好歹是自己腰包的钱，而我们那些“心怀大局”的官员们掏的却是纳税人的钱啊，纯属慷他人之慨，能不大方豪爽吗？否则为何煤矿主给钱就可以成新闻，各级政府部门给钱就不算新闻了呢？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朝各部开出的“封口费”还不至于红包，还包括一个记者、一个编辑乃至媒体更高一级领导的职业前途和“政治前途”，试问有哪一家煤矿主的“封口费”可以动摇一个记者的职业前途呢？又有哪一家煤矿主给出的红包会比政府部门能夺去的“政治前途”对记者影响更大呢？

    写到这里，鄙人突发奇想，要是这些“封口费”都用来改善公共服务，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呢？

这个话大抵不差，不过用这个结论来说明楼价不能跌，却是不合逻辑的。

为什么呢？

根据基本逻辑常识，如果一个命题，那么他的逆命题和否命题都未必成立，只有他的逆否命题才必然成立。

因此，如果“楼市大跌，老百姓就受害”这个A命题成立，那么

A命题的逆命题就是：要想老百姓受害，就让楼价下跌

A命题的否命题就是：楼价不下跌，老百姓就不受害

A命题的逆否命题就是，要想老百姓不受害，就不要让楼价下跌

要得出“楼价不能跌”的结论，应该同时满足A命题及其否命题~

但显然，A命题的否命题并不成立——恰恰相反，国民受楼价高企之苦也很深，甚至丝毫不亚于楼价大跌所可能导致的经济倒退。

以上是最基本的逻辑分析~

而从经济规律角度看，楼价不跌，则国民在住房上就需要付出过高的成本——而不幸的是，住房恰恰是刚性需求——人总需要有一瓦遮头。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住房成本高了，花在其他方面如餐饮、旅游、衣着上的钱自然就会变少，当然也使本来就萎靡不振的内需更加孱弱不堪，经济倒退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由是观之，无论房价跌不跌，老百姓的日子都不好过，都会受害。

提倡“楼价不能跌”的学者们，忙着出台救市政策的官员们，你们是不懂逻辑学，还是不懂经济学呢？

    候选人当然一如既往地优秀，也一如既往地称自己将为学生们服务做点实事。不过说实在的，鄙人倒是有点为新选上的学生会主席担心啊。担心啥？担心他里外不是人。
   
    本来，在我朝的政治环境下，因为各级“干部”（小到学生会，大到国家主席）从来就不是民选的，像“为人民服务”这类“政治话语”，他们说惯了，我等子民也听惯了，大抵都不会拿这些“政治姿态”较真。这下可好，咱们中大搞个民主选举学生会主席，那他应该就是民意的代表啦，他上任以后就要对“选民”负责了喔，否则“选民”们选你作甚？难道是贪图你帅哥美女么？

    麻烦就出在这了，我们的大学生政治民主意识还是有一定的，再给他们这样一个平台，选出个主席来，就是真的要这个主席“对选民负责”，“为学生服务，做点实事”了喔。
    可是我们学校的政治生态能支撑这种理想吗？

    长久以来，学生会搞的最多的是各类“活动”，包括了什么歌唱比赛、体育竞技、学术讲座等，学生会的成员们也竞相动辄把这些活动搞成“品牌活动”，每年拉赞助、宣传、请嘉宾搞得不亦乐乎，客观的说，学生干部的能力是可以得到提高的（鄙人也是受益者之一），不过平心而论，这些活动对大部分学生——也就是未来主席大人要对之负责的“选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当今学生的校园生活真的需要一个学生会来“丰富”吗？那学生会与校园的“社团”甚至兴趣小组还有什么区别呢？

    因此，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次学生会直选意义确实很重大，但其意义并非在于什么民主不民主的，其重大之处就在于提醒我们，学生会与校园社团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仅仅是一个“兴趣小组”，是一帮有相同志趣的人共同追求自己喜欢的活动，而后者则应该学生追逐自己利益的一个平台，应该代表学生解决“选民”在学习、生活中面临的困难。然而问题在于，无论其角色定位，还是参与成员，现在的学生会能完成这一使命吗？——即便主席是“民选”产生的。

    所以，我就会担心这位未来的新主席会面对着太多的压力。以往，学生会只需要把各类活动搞得红红火火，让学校学院的各级领导脸上有光就算功德圆满了，其压力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但未来，如果“选民”们真把选举当回事，他们就会对主席及其同僚有更多要求，期望他们更多的为自己的利益呼喊，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将如何协调选民、学校各部门以及自身的关系呢？弄不好是不是就“里外不是人”了呢？当然，如果“选民”们并没有把选举当回事，主席大人也就不会有上述的麻烦，但是所谓的“直选”也就失去了其意义了。

    真正的“民主”，不仅仅是选举那么简单，而是有一个机构能真正代表和实践民意，民意也能有畅通的途径表达和实现。我们的民选学生会能做到这点吗？鄙人拭目以待。

以前鄙人说过，乙肝歧视破冰呈现的是近乎完美的民主维权路线，详细可见

http://damozhong.bokee.com/viewdiary.17684926.html

自从当上记者，或者说怀有当记者的想法之后，鄙人就想着，可以用这个身份亲历一下这个“近乎完美的民主维权路线”，没想到愿望这么快就可以实现。

其实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普通人能做到的事情，有时候确实比他自己想象的要多。

这次维权与之前类似主题的活动有何不同？在鄙人关注的范围来看，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以往的维权活动一般都单纯把用人单位当作一个不可合作的“敌人”，事情变得“不可妥协”，但这一次双方似乎在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问题上达成了可喜的共识，用人单位也是可以“认可”甚至“支持”维权活动的——即使这种“认可和支持”只是表面上的。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8-08/04/content_277920.htm

“福利体检”查乙肝，不查就当自愿离职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8-09/18/content_320647.htm

亨丰承认体检查乙肝“不对”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8-10/09/content_337460.htm

亨丰总部发公开信致歉

       本报8月4日曾报道厚街亨丰电子厂用工过程中强制体检乙肝的事件，并在9月18日追踪报道了东莞乙肝歧视维权组织——同心工作组与亨丰电子厂美国总公司协商的过程。记者昨日获悉，亨丰美国总公司以CEO名义发出公开信，承认强制体检查乙肝违法，并向遭亨丰员工殴打的志愿者道歉。

　　厂方：

　　不再强制检查“乙肝两对半”

　　在这封以亨丰美国总公司首席执行官Brad Brown的名义发出的公开信中，承认强制乙肝体检违法，保证不会再在入职体检中检查“乙肝两对半”，而日常体检中的结果也将作为员工的隐私严格保密。同时，亨丰还向因此事受到亨丰职员殴打的同心工作组志愿者道歉。另外，亨丰公司还对同心工作组为消除乙肝歧视作出的努力表示赞同，并向工作组捐出1万元人民币。

　　志愿者：

　　将继续为消除乙肝歧视努力

　　东莞同心工作组的负责人骆叶认为这个处理结果“基本上达到了工作组的目标”。然而，他本来对此次维权有更多期望：“本希望可借此事促使劳动部门采取行动阻止乙肝歧视，但遗憾的是这个目标并没有达到”。“我们希望东莞也能出台推动落实《就业促进法》中保护乙肝病毒携带者政策的文件。”骆叶说。

　　网友：

　　得到歧视者的认可难能可贵

　　本报的相关新闻报道被贴到了著名的乙肝歧视维权论坛“肝胆相照”上，得到众多网友的跟帖回应。

　　网友“彻夜难眠”认为，“这次维权活动不仅解决了问题，还得到了原来歧视乙肝携带者的公司的认可，同心工作组做得好。”另一位网友“阿买提”表示，明年将要到东莞找工作了，如果求职时遇到乙肝歧视，将在第一时间寻求同心工作组的协助。

一则说“三鹿”曾因质量问题拿60万元封住前去调查的《百姓》记者李喜平的嘴，并在《百姓》杂志上做了一年的封底广告

另一则说财经时报因为报道了农业银行的“假新闻”而被停刊整顿

其实两者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

试想，如果当时《百姓》把三鹿的事登了（俗称“搞了”），又有谁能保证三鹿不会像今天的农行一样“整”杂志一“顿”？

再试想，如果财经时报没有报道农行的事，又或者这件事最终被认定为“假新闻”，又有谁能保证以后不会再有另一家“农行”干同样的事呢？

ok，一边是整顿，另一边是60万；一边是国庆长假一直放到春节，另一边是16万和车子——说不定还有老婆的笑脸

谁不知道该选后者啊，谁又有资格要求别人选前者呢？

而更可悲的问题是，三鹿、农行、婴儿、记者，又有哪一个不是受害者呢？

时至今天仍然适用——尤其是对于卖文为生的记者们来说。

下面这篇鄙文便是例证

请注意下面这两个公章的图片

    再留意一下李迎春律师对这两个公章的解读，“广东瀚宇律师事务所的李迎春律师认为，尹先生提供的劳动合同既没有厂方法人代表或者人力资源部门的亲笔签字，也没有劳动部门的鉴证公章，在法律诉讼上确实会处于不利地位。”

    看出问题了没？图片上赫然有厂方法人代表的签章，而李律师说需要的却是“亲笔签字”，但是常识告诉我们，签章的效力难道低于亲笔签字？即便真的低于，应该也就是个程度问题，怎么会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呢？

    这就是记者的春秋笔法，有意露出破绽，细心的读者看了以后很自然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法院那么执着于论证“假公章”的“假”，对企业法人代表“签章”的真假却没有任何论述和解释呢？

    接下来可能会想到本案的另一个疑点，法院为什么可以如此草率地以被告诉讼时提供的“真公章”来推翻原告提供的“假公章”呢？从逻辑上说，目前法院的论证仅仅可以证明：原告提供的公章是“假”的，但是造假 的是谁？单凭被告诉讼时提供的“真公章”就能证明吗？此等逻辑纰漏为何法院视而不见，反而堂而皇之地写在判决书上呢？

    究竟谁在造假？这个关键问题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被法院直接忽略的证据，大家看以下这个

图片说明：今年2月27日，智佳已经宣布与尹先生等8位工人解除劳动关系，而蹊跷的是，在宣布此事的厂区公告上，智佳盖的公章却仍然与2007年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公章一样是“缺口章”。

    好吧，论述至此，大家就大约知道了，在新闻稿中一个负面都没有出现过的东莞法院，才是这件“怪案”的最重要的幕后推手

    所以，诸看官，以后请不要轻易怪责记者的逻辑错乱或者所谓疏忽，有时候说不定这一切才是他们的良苦用心，读者自当揣摩。

附上本新闻稿全文：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8-09/16/content_318667.htm

公章有缺口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变废纸？
*工人：厂方用假公章骗员工“签”假合同
*厂方：合同上的“公章”是假的，但造假的不是我
 
    原本以为去年就已经跟任职的单位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到了今年，这份“合同”却转眼间就成了一张废纸。从河南来东莞打工的尹先生最近就遇到了这么一件怪事。
    日前，尹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一份他与凤岗镇智佳塑胶电子厂（下简称“智佳”）去年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到了今年1月——即《劳动合同法》实施之时起，智佳却一直拒绝承认自己签过这份合同，并要求与工人们重新签订一份期限只有一年，且工资水平远远不如之前的合同。调解、仲裁均未解决问题后，劳资双方终于闹上法庭。然而，法院一审判决却让尹先生等8位工人很失望，东莞市人民法院最终支持了智佳的请求，认定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效，而理由也很简单：法院认定尹先生提供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上的公章与智佳目前提供的公章之间存在明显的样式差别，是一枚“假公章”。尹先生等8位工人却认为，这一切都是厂方用假公章骗员工“签”假合同的伎俩。
    《劳动合同法》出台以来，最引人关注的条款就要数被网友称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款”的第14条。那么，就这样一份2007年“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究竟是厂方规避法律的新招，还是别有隐情呢？

（小标）工人：智佳利用假公章欺骗员工
    尹先生找到记者时，表现得非常气愤：“智佳就是在耍手段欺骗我们员工。”尹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一份“东莞市劳动合同”。根据这份合同，由于尹先生在智佳工作已经有13年，因此在2007年1月1日与智佳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岗位是？？？，工资约定为每月？？？元。
    “然而到了今年1月，智佳忽然就不认账了，又提出要跟我们签订新劳动合同”，尹先生表示他当时也觉得很困惑，怎么去年刚签了一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今年又要签呢新合同呢？直到拿到了新的合同文本，尹先生大吃一惊，“智佳提出的工资竟然从原来的1800元变成了1440元，更重要的是，合同年限从‘无固定期限’变成了一年。”协商无果后，双方只好打起了官司。
    8月15日，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决尹先生一方败诉。“法院主要就是根据两个公章的外形差别认定我们提供的这份2007年的合同是假的”，尹先生说。记者注意到，2007年的“无固定期限合同”上的智佳的“公章”外围确实有三个明显的缺口（见图）。尹先生又向记者出示了智佳的诉讼答辩状，答辩状上智佳的公章却是“圆满无缺”的，而且其直径也比合同上的“公章”大1毫米左右（见图）。记者还发现，工人们手中的这份劳动合同并没有劳动部门的鉴证章，对此，张先生解释说：“我们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根本不可能看得那么细致。况且，作为员工也不可能仅仅因为没有鉴证章就不签这样一份条件优厚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啊。”   
    “尽管劳动仲裁裁决和法院一审我们都败诉了，但我们肯定会上诉到底的。”尹先生向记者说。

（小标）厂方：“去村委会了解情况吧。”
    其后，记者又联系到智佳的厂长张先生，但张先生却以“不知道记者真实身份”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在记者再三追问之下，张先生居然说：“你先去村委会了解情况吧。”但是当记者致电凤岗镇甘油埔村村委会时，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却表示对此事“不知情”。
    不过，从法院判决书和智佳的答辩状看，厂方显然并不承认自己曾经签过任何“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他们的主要依据正是真假“公章”规格样式的差异。
    今年2月27日，智佳已经宣布与尹先生等8位工人解除劳动关系，而蹊跷的是，在宣布此事的厂区公告上，智佳盖的公章却仍然与2007年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公章一样是“缺口章”。
    据了解，智佳曾经在当地劳动部门的主持下与尹先生等8名工人就此纠纷调解过，因此记者又辗转联系到了凤岗镇甘油埔村劳动服务站，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不知情”，同时，劳动服务站的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工人们所说属实，一定会严查。

（小标）谜团：“志恒”变身“智佳”？
    事件的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尹先生等8名工人在智佳究竟工作了多久？据尹先生介绍，他们都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智佳工作了，只不过当时的厂名叫“志恒”，到后来，“志恒”把厂名改成了“智佳”，厂址也从风德岭搬到了现在的甘油埔村，“但老板都是同一个，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记者也看到2007年合同的最后一条清楚地写明：“乙方（即尹先生）保留1993年7月在志恒塑胶电子厂工作至2004年8月搬迁更改厂名为智佳塑胶电子长工作至2007年1月1日之工龄追溯权。”
    但在智佳看来，事实却是另一个版本。智佳在诉讼答辩中提出，尹先生等8名工人是在2004年才进入智佳工作的，目前为止工作年限才只有4年，厂方根本不可能与他们签订所谓“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工人一方口中的“志恒塑胶电子厂”是“志恒实业公司”1993年在风德岭设立的工厂，而“志恒实业公司”与智佳及其目前的投资商“志恒实业（制品）有限公司”完全没有关系，“志恒塑胶电子厂”也早在2004年就已经注销了工商登记，尹先生原先在“志恒塑胶电子厂”的工作年限根本不应该“嫁祸”给现在的“智佳”。

（小标）律师：劳动者要注意合同上有无负责人签字
    广东瀚宇律师事务所的李迎春律师认为，尹先生提供的劳动合同既没有厂方法人代表或者人力资源部门的亲笔签字，也没有劳动部门的鉴证公章，在法律诉讼上确实会处于不利地位。
    对此，李律师建议，劳动者在签订和保存劳动合同的时候不能仅仅注意到公章，而更应该留意合同文本上是否有用人单位相关负责人的签字，或者留意是否有劳动部门的鉴证章，因为这两者都能证明劳动合同的有效和劳动关系的成立。
    对于尹先生和厂方在入职时间上的争议，李律师表示，法律实践中一般不能仅仅凭工厂的工商登记记录来判定工人的工作年限，他还建议劳动者要注意保留工卡、考勤卡等证据，必要时还可以对劳资协商合同的情况进行录音，以便将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期提至十年

在惩治腐败的过程，因为检察机关有时候不能或者不愿查明贪官贪污受贿财产来源，且贪官自己也不能说明财产来源，就设置了此罪，据说这条罪的本意是让这些行为不因“疑罪从无”而逃脱惩罚。但是在实践操作中，其实哪有贪官“不能”说明巨额财产来历的呢？恐怕更多的还是“不愿”吧（如果真有“不能”，也只能说明贪官贪得太多，以至于记都记不过来罢了）于是这条罪名反而就成了贪官的避风港，只要贪官们足够嘴硬，检察机关足够无能和足够不独立，那最多坐个三五年。其实这一切都是公开的秘密了，立法机关现在才作出反应已属迟钝，难得一改，居然还只是不痛不痒地把最高刑改到十年，鄙人就准备搬凳子坐头位关注一下，什么时候哪个贪官会倒个大霉，“吃个螃蟹”适用“最高刑”了。

照我说，好不容易修改一次，就应该彻底把它废了。碍于立法程序的问题，直接废除条款可能有法理困难，那就直接把最低刑大幅度提高，以接近其他贪污受贿犯罪的最低刑，不一样可以起到更有效惩治腐败的作用吗？

2、  非法使用军车牌号可判处三年徒刑

据说现在盗窃、出租、非法使用军车牌号的现象很猖獗，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形象。

鄙人觉得这套逻辑相当可笑。

问个问题，军车的形象真的是被这些非法使用者破坏的吗？如果不是因为军车自身就有特权，然后全国人民也都习惯了军车的特权，才会有人冒充军牌，所以鄙人认为，惩治非法使用军车实在是打错板子了。

怎样才是正途？取消军牌车的特权咯，当我们的车“牌牌平等”以后，看谁还这么傻去盗窃、出租军车牌号？

点评：当然啦，你告诉了别人，我还怎么告诉全世界嘛

“我不是来谈生意的，也不是谈合同的，就是来看看你有没有牌照。”

点评：言下之意就是，你给我老实点

不发则已，一发就是三个负面，RP不爆发不行啊，当然，不卖卖广告也是不行的~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8-08/21/content_295017.htm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8-08/21/content_295069.htm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8-08/21/content_295095.htm

我承认，这个摘要有标题党的嫌疑~~

不过无论如何

这是意料之外清新的东莞以及意料之中好用的本本 的第一贴

纪念一下~~

东莞第一夜~~

球就像一个美女。一个忧郁的的美女、一身古典的装

束、一次深情的回眸，是那么地让人神往。
当中国足球穿着古典文化的外衣时，是那么地像一个

贞妇；而当她秋波暗送甚或投怀送抱之时，又是那么

像一个娇媚无比的熟女。于是，即便是像杜伊这样的

老头，又如何能够按捺得住？

爱情的初期总是美好的，可是爱情的衰亡也是不可避

免的。
后来，据说这对神仙鸳侣之间有了争吵，还出现了杜

伊“射偏”，中国足球“性冷淡”这样的问题。

再后来，杜伊意气阑珊之下居然就阳痿了，于是国足

也就有红杏出墙的理由。

惨就惨了杜伊。
当国足榨干了他最后一丝激情后，居然把情人带回家

里，再把杜伊放在床边，让他盯着——自己的老婆被情人狂

干。
最后的最后，也许杜伊和国足会和平地分手，然后杜

伊也会平静地离开国足——带着一顶硕大的绿帽子，绿帽子上赫然写着：“杜伊惠存，足协敬赠”。

北京声称，中国是第一个主办奥运会的发展中国家，此言不虚，看看近几届奥运会主办国的经济水平比较就知道了~~

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当年美国的人均GDP是25230美元，到了2000年，澳大利亚悉尼大概是21549美元，2004年希腊雅典稍微差点，也有14200美元，中国是多少？只有2500美元不到……

家底如此，再看看花钱情况

1996 亚特兰大花掉了1.7 billion美元，2000 年悉尼的投入与亚特兰大持平，在15亿左右，2004雅典奥运，由于911硝烟未散，安保费用激增，整个奥运总花费竟忽然膨胀了十倍，达到160亿，其中安保开销从悉尼奥运的4亿美金上升到12亿美金，足足涨了2倍。

2008年北京呢？你猜是多少？

根据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志前几天通过新闻媒体透露的数据，按照最初预算，奥组委运行预算资金为16亿多美元，后经过三次调整，目前确定为超过20亿美元，刘志介绍称，确切的数字需要等奥运会后才能确定。整个奥运会的场馆建设方面的投入，包括新建场馆、改扩建、临建等等都在内，将不会超过130亿元。2001年以来，北京在城市建设方面的投资预计在2800亿元。按照这些数据可以得出，北京7年来筹备奥运会的资金投入，将可能超过3000亿人民币。而根据BBC、纽约时报和CNN等国外媒体的估算，北京奥运的总开销将超过400亿美元（其中BBC和CNN说是400亿，NYTimes说是430亿），数据基本与中国官方那个公布的一致~~

甚至还有更惊人的数据，根据北京市发改委奥运经济高级顾问黄为的测算，从2001年开始到北京奥运会结束这七年多时间，我国对2008北京奥运会总投入将达到5200亿元。

也就说，跟悉尼和雅典相比，我们用人家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家底，却拿出了超过人家一倍甚至十几倍的银子办了一届奥运会。

其实，数据一旦到了百亿千亿，就过于抽象了，还是用别的数据比一比才比较清晰，2007年我国花在教育上的财政不过是1500亿，近五年医疗卫生的支出累计6294亿元，预计2008年的数据将在1000亿元左右~~

至于这些数据的意义，就见仁见智了~~

值得注意的是，04年的时候我们还嘲笑希腊人，说雅典奥运的这笔开销将使希腊人20年喘不过气（参看http://sports.northeast.cn/system/2004/08/10/016830221.shtml）

也许你会说，可以换一个键盘啊~是的，是可以换，但如果你没有处在我的位置上，你也许不会明白以下推断，既然一个月后我就毕业了，既然一个月后我就要再次搬家了，拿这个陪伴了鄙人多时的键盘也就该功成身退了吧——于是我决定不换了——最多就用软键盘聊Q咯

延伸一下~~

人生最奥妙的地方也许就是，你从来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什么时候会结束，不然，我们的思维就会变成以下这样：既然某段时间后我就怎么怎么了，于是很多问题也就无所谓了把~

我们的人生态度不是忽然豁达得多了吗？

不过，我们还是不会希望真的知道自己的人生什么时候会结束，因为只要你不知道这个答案，就可能会有很多amazing的事情发生`~

例如，你会忽然心血来潮拆开键盘倒腾一下，然后你的键盘就恢复正常，继而就能轻松地写下上面的这些文字。

而这一切，组成了生命中充满奇妙和希望的那一部分

摆脱荒诞邪恶的权力是对生者的最大抚恤。

强调一下，两者排名不分先后

他们一手抓税收、一手抓工商费用、一手抓批地卖地、再一手给自己配上豪华办公室、房车、好医生，实行“几手抓，几手都要硬”，形似千手观音；同时却又对医疗卫生教育民生等公共产品全部“放手”，形似始乱终弃的大情圣~

无意冒犯具体某个甚至某些个体公务员，但当你看到那些用于海吃海喝、奉旨沟女、旅游培训、公费混文凭、出国视察、折扣买房的钱，原本应该可以用于让山西的挖煤工人与家人团聚，可以让东莞的智障童工接受相应教育、可以“建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种种数据难道不让人触目惊心、痛心疾首、良心不安吗？

子华在评价董特首对香港的作用时说：“今日董特首存在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将所有野都怪晒距（什么都怪罪到他头上）

难道这不能移评大陆么？

据统计，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从1989年的6.15%上升到18.73%，这其中还不包括预算外行政事业支出费用。在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约28倍，而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升至7000亿，增幅达87倍，明显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长和 GDP增长。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将2003年行政管理费用同2000年相比， 三年内增长1923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3%。

目前，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已占到财政总收入的24%，更可悲又可笑的是，一些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中，还混有不少“吃空饷”的“蛀虫”。最近，仅四川省就清理出3.7万多。“吃空饷”人员，每年冒领经费达6400多万元。河南也清理出2万多“吃空饷”人员，涉及资金1.53亿元。

我国行政管理费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 根据查询，主要是以下这些：（1）、人大经费。主要有各级人大机关经费、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和各级人大代表会议费、人民代表视察、选举费。（2）、政府机关经费。主要有各级政府机关 经费、有国家预算开支的乡（镇）行政干部经费、居民委员会补助费。（3）、党派团体补助支出。主要有各党派补助费、政协经费、人民团体补助费等。

具体地说，主要就是个人经费和公务费两种，前者是指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和离退休人员费用，而后者则是包括办公费、差旅费、会议费、车辆保养修理费及燃料费等。项目多，是公用经费支出最大的项目，一船占40％～50％左右

所以你就知道啦，为什么我们要守节？因为最淫荡的妓女倡议大家都去抱贞节牌坊啊~为什么我们要“节能减排”？因为最浪费资源的机构提倡大家少开空调啦

其实之前提到的“苛捐杂税”、“卖地财政”也并不一定是坏事，如果把钱捞回来以后，可以得其所用，也不失为一种调节资源分配的手段，可惜事实往往是残酷的。

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从1989年的6.15%上升到18.73%，这其中还不包括预算外行政事业支出费用。第二，政府的职能主要 是提供公共产品，但是我国的基本公共品的财政支出比重偏低。政府用于基本公共品的支出只占财政支出的43%，发达国家一般在70%左右。相反，中国政府公共支出越位很严重，譬如，经济建设费仍然占财政支出30%（预算外和没有列入预算的，高于这个数据）。

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数字，中国的教育公共支出只达到GDP的3%左右，跟非洲兄弟差不多吧？

从1995年至2003年的8年中，文教事业经费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的比重仅增加了不到1%，与此同时，行政管理费增加了4.4%

 再看看医疗

1991-95年30个国家医疗卫生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百分比

资料来源：《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

当然，我们国家发展日新月异，十年前的数据不足为凭，那就看看最近的数字吧。世界各国的医疗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平均是11%左右，而中国只有3.5%

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公费医疗”这个社会主义优越性表现。有统计曰：1953-1995年间，全国公费医疗支出增长106倍，而国家财政收入仅增长27倍，又有数据曰，1997年，全国公费医疗支出773.7亿元，比1978年增长28倍，年递增率高达19%，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增长率。只可惜，这笔数额巨大的钱当中，究竟有多少是用来帮人家治疗由“拼酒”和“招商引资”惹来的种种疾病，还是一个谜呢（找了很久都没有查到）。

通常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还是事实和数据

首先是事实，看看以下这条新闻

http://news.163.com/08/0507/11/4BBAB5JV0001124J.html，容鄙人摘录一下

原上海广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陆天明，于2003年1月签约购房一套。面积153.77平方米，单价6400元，较开发商2002年11月制定的该套房屋底价9540元/平方米，折扣为33%，获益48万元。

上海闵华实业联合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严金宝、莘庄工业区管委会原主任杨开平两人，也在帝景苑购房。其中杨开平于2002年12月签约，折扣高达39%，获益近60万元。

现任上海市工商局一处级负责人杜某，也曾于2002年12月以妻儿名义签约购入一套168.15平方米的住房，折扣31%，获益约49万元。杜某曾执掌上海市工商局外资处，这正是与帝景苑项目开发直接对口的部门。

某上市公司总经理杨某，是享受折扣最大的买家之一。购房时为2002年10月，位于高层绝佳位置，面积168.58平方米，每平方米底价10150元，实际买价仅5000元/平方米，总差价近87万元。

购买获三折以上优惠者的名单，还包括徐汇区前副区长的家属，一位前市委领导秘书以及上海公安部门分局领导之子。

约400户业主中，50余户曾获得一成以上的折扣，其中22名买家折扣高达三至五成。折扣买家多出自房地、规划、工商、公安等政府部门。一位参与帝景苑项目的股东方代表称，在享受三成到五成折扣的特殊客户中，除上述官员、国企高管外，还有若干外籍商人，以及个别看似背景普通的年轻女性。

……

这些钱不都是要那些买房的人承担么？

你可能会认为，对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来说，这些钱太少，享受折扣的人也只是极少数人~

鄙人不敢说你不“全面”~

那不如看看9130亿的数据如何？

据统计，土地出让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60%以上，个别市县达90%左右。

2007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为9130亿元以上，而全国的财政收入为3.2万亿元，从而土地出让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8.53%

再明白一点的，就是一位在珠三角和广西、云南多年从事楼盘开发的蒋姓房地产开发商说的“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房开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http://news.qq.com/a/20070511/000294.htm

那你明白了吗？为什么房子的成本总那么高？

所以鄙人还是相当欣赏任志强说的一句话：“开发商只是给政府当丫环的。

当然，你也知道啦~在“旧社会”（如果真的有所谓“旧社会”的话），大户人家的丫环过的一般还算不错的，过得悲惨的是除大户人家、大户人家的丫环以及大户人家的狗之外的一切生物。

http://www.zaobao.com/zg/zg080507_503.shtml

这个人事任免让我想起两个情景

其一，胡适在49年的时候坚决要离开大陆到台湾，有人跟他说，不如别走了，国民党治下根本没有“说话的自由”，胡先生说：“在国民党治下是没有说话的自由，但是如果我留在大陆，可能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因此，按照胡适先生的预测，如果你对西藏问题不表态，你肯定是有问题了，用明白的语言说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只有支持和反对两种表态，没有中间路线可走，更不能不置可否。”

其二，一般香港黑社会电影都会有这样的情节，社团A的某干将无故打伤了社团B的某人，社团B的大佬们就会率众往社团A“要人”，这个时候，如果社团A的大佬要保护自己的这位干将，最好的办法不是不交人，而是自己动手把这位干将狠揍一顿，甚至让他缺条胳膊少条腿。因为大佬们都深知，要是把人交出去，干将会死得更难看；要是不交人也不处理，估计“社团大开片”就很难避免。处理完干将以后，社团A的大佬还会很有型地跟社团B说：“这下你满意啦？”然后社团B大佬奸笑一阵，转头就走：“走！”

最后，提供下这篇争议极大的文章以及另一篇风趣无比的“文章”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8387

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

http://www.hexieshangan.com/2008/403.html

北京晚报：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

——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3期

如果宝贵的（某产品的生产经营）执照是由官僚当局分配给潜在的进入者，那么行贿等寻租活动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假定政府向预期中的进入者拍卖那些宝贵的“权利”，这种做法将会直接立即把执照变为私有产权，前述的寻租活动就不会发生。然而，此时政府机关将获得制造出来的全部租金，租金将出现在政府预算层次，潜在的政治企业家现在可能想法进入的，不是直接进入生产行业，而是进入各种政治——官僚职位或能够获得拍卖的东西的职业。于是我们就会知道，除非由于稀缺而产生的租金，最初是通过拍卖的做法转归政府，并最终会通过公平的财政预算方式归还给社会全体纳税人，否则寻租活动将无法消灭。

——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6期

君主专制不可能独立地产生寻租行为，参与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的厂商们从君主至高无上的垄断配给权里。从皇室贪得无厌的金钱需求中，看到了他们可以通过非生产性投资而使利润自然增值的一线希望。因此，他们情缘忍受后者的租税，而不遗余力的追求这一线希望，以便寻得远远高出其租税开支的租金收入。

……

拥有授予垄断权的国家权力机构，如同一个巨大的、统一的税收极其，为保证它的各种财政需要（如国防、公务、官僚薪水等等），它十分乐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立法政策。国家在尝试通过自己的饿敢于，为自己创造丰富的税收来源的过程中，利欲熏心，踏上了一条捷径：占有垄断、分配垄断，从而使自己与获得垄断特殊利益的行会或者其他生产者、销售商结为互惠互利的联盟。

……

在这种体制下，聪明人唯一可干的就是：谋求可以得到控制寻租特权的一官半职。

——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3期

显然，这几段话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              这些话都写在1989年，但是它们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只不过，这些话在当时是“一小撮人”的武器，现在只能使“伪愤青”们羞惭~~

二、              第一句话，即（任何社会里，总有一批雄心勃勃的人希望出人头地，追求的目标不外是3P），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看可以成为一个不算特别好笑的黄色笑话。

回想小时候的我，虽然表面文静，却也喜欢与大人们拌嘴，用广东话说叫“驳嘴驳舌”。记得有一次，一向慈祥和蔼的爷爷在被我言语顶撞之后，哭笑不得之余，也似乎有点自我安慰地说：“这孩子，就知道顶嘴，不如长大当律师好了。”而那时的我不过是个顽劣的几岁小孩。

时光流转，之后还真是阴错阳差地进入中山大学法学院。直到今天，掐指一算，学习法学岁已有六年之久，对法律职业的困惑和思考却从未停歇：优秀的法律职业者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法律职业者？上述问题在中国的解答与在西方又是否有所不同？这些疑惑既像斯芬克斯之谜一样困扰着我——这些问题并未包括在法学院的14门“核心课程”里；同时也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那样威胁着我——毕竟从当时来看，鄙人很可能要吃这行饭的。

因此，尽管，从开题、搜集资料、撰写初稿、修改直到最后定稿，完成论文花费的总时间可能不过三个月，然而这篇论文绝对是长时间思考酝酿的结果。也因此，这篇硕士论文的写作与其说是一次艰苦的“法学学术”活动，倒不如说是鄙人自己试图摆脱长期心头困惑的一种“法学实践”，且问题的复杂性注定了这样浅薄的思考还远远不是一个终结。

鄙人最推崇的理想写作状态就如大文豪苏东坡所言：“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然而，由于学术功底尚浅，文字功夫也欠火候，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论文是无法完成的。

所幸的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首先要感谢的是刘星老师。刘老师的课程和文章都有一种迷人的魅力，鄙人时常把这种魅力概括为“思维的冒险”，而作为读者的我，则是把种种在学术的海洋中历险的求生能力修炼出来。然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他对学生的尊重和重视。有一次，我到老师办公室讨教论文修改方面的问题，正好碰上刘老师有事要暂时外出，他对我说：“达文，稍等下啊。”过后不久，他便急匆匆地回到办公室，喘息未定便坐下来开始跟我谈论文的事情。如果说一位教授的人格可以通过细节看出来的话，那刘老师这一次“气喘吁吁”正是其人格魅力的体现。

在这里还要诚挚感谢法律史专业其他老师精深的授课讲解。徐忠明老师的侃侃而谈、任强老师的挥斥方遒、马作武老师的慷慨陈词、丁艳雅老师的勤奋不懈均使我等后辈深受启发、获益匪浅。我永远感恩于法学院这些老师的教导和点拨。

另外，还要感谢我心爱的那位女子，她一直都在用她的聪慧启发我，用她的美丽鼓励我。我也坚信，她能把这份聪慧和美丽带到“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法律职业中。

论文初稿完成之时，已经是细雨纷飞的清明时节，我站在爷爷的墓前，心中满是怀念。终究，鄙人还是背叛了“师门”，也违背了“祖门”的意愿，没有从事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职业”，希望这篇不成熟的论文可以算是一种另类的道歉和补偿，并给去世已有18年的爷爷一丝安慰。

摘 要... I

ABSTRACT.. II

目  录... III

第一章     引言... 1

一、      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1

二、      研究方法... 3

第二章     “法律人何以独立”？... 4

一、“共和职业主义”思路及其缺陷... 4

二、“专业知识——独立”思路及其缺陷... 8

三、一切为了垄断？... 12

四、对上述三种思路的总结... 21

第三章     对西方现代法律职业研究两大倾向的再诠释... 24

一、借“市场之东风”... 24

二、怎样的“公共性”？... 26

第四章     新思路的尝试——“主动职业主义”... 29

一、“主动职业主义”的市场化要素... 29

二、“主动职业主义”的公共性要素... 31

第五章     结语... 34

一、独立法律人维护什么利益？... 34

二、“幸福”不会自动降临... 35

参考文献：... 36

一、中文论文... 36

二、中文著作... 36

三、中文译著... 37

四、英文文献... 37

后  记... 39

闭上眼睛遐想一下，中国忽然多出1500万个工作岗位~有这样的美事？

据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工商、城管等各类政府部门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身上收取的各种费用和罚款，大约在3000亿元左右。如果按照两万元容纳一个劳动力就业来计算，至少有15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

知道究竟怎么回事了吗？

虽然国有和集体经济从1996年以来减少了6440万个工作岗位，但短期贷款余额增加了10392亿元。个私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解决了 70%以上的新增城镇就业、70%以上的城镇再就业和80%以上的进城务工农民就业，但其能从银行贷到的短期贷款，只相当于国有和集体经济的2.3%。由 于中小企业融不到资，不能扩大规模，损失的就业机会大约在800万个左右。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当然，找不到工作，可以去创业的，那再看看吧

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4位教授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环境作了系统调查，结果表明，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 数，加拿大只需2天，而中国内地则需要闯过7道关，历时111天。注册审批费用在美国、英国、加拿大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国内地，各种审批费用占 据了人均年薪的11%。

好不容易把企业办起来了，然而这一切不过刚刚开始而已。

税费猛于虎：

对中国大多数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而言，税还只占其交给政府的1/3左右，而费要占到近2/3。工商管理费、市场管理费、年检费和质量检验费等等，已经让 很多个体户和小企业不堪重负。除了税务部门和工商部门收的税费外，政府的其他19个部门收费69项，还没算上有关部门花样翻新的检查和罚款。

不止扣了你的钱，还不让你拿钱：

虽然国有和集体经济从1996年以来减少了6440万个工作岗位，但短期贷款余额增加了10392亿元。个私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解决了 70%以上的新增城镇就业、70%以上的城镇再就业和80%以上的进城务工农民就业，但其能从银行贷到的短期贷款，只相当于国有和集体经济的2.3%。由 于中小企业融不到资，不能扩大规模，损失的就业机会大约在800万个左右。

最后结果是，2000年，全国个体工商业户总户数为2571.36万户,比上年下降了18.63%。其中，娱乐服务业和日用修理业下降了近30%。据分析，个体户总量下降,并不是因为个体户新开户数量减少了,而是注销户数激增。

创业也不行，好吧，你还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吧~如果没考上怎么办？建议女的可以去找一个公务员嫁了，男的嘛，请考虑加入黑社会，反正现代黑社会的工作内容跟官员也差不多吧。

从心底里佩服那位志愿做“名妓”的农村女子。

该女子的事迹请参见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08-04/16/content_185050.htm

上次说到孔子和柏拉图解决“无钱——无道德——更无钱——更无道德”恶性循环的思路~~冰雪聪明的停车老师提到了另一种可能的办法：一种高层次的道德教育——让人在创造资源的同时却不享受资源

其实建国初直到80年代初的中国领导人们也像停车老师一样聪明~

当时中国正是处于一个“无钱”的起点上，怎么样刺激大家创造财富的热情呢？其实无非就是两种办法，一是物质激励，二就是精神激励了。

显然，由于新中国建立以来，农业的发展总是误入歧途，农民和农村的生活状况也几乎从来更多的改善；另外，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轻工业和服务业则受到重工业发展的严重压制~~于是也就很难谈得上所谓的“物质激励”了，因为把钢铁给你带回家是不能吃也不能穿的，事实上，当时最流行的是砸锅炼钢铁。

剩下的当然就是“精神激励”了，精神导师有时会告诉你“人应该有点精神”，有时会鼓励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两者结合起来说——即人应该有的精神正是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

忽视物质激励，专重精神激励，正是希望让人在创造资源的同时却不享受资源。

一开始，舆论机器会刻意告诉人们，一方面，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工作（正所谓“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热火朝天的义务劳动”）；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例如“放开肚皮吃公社”、“粮食产量不断创新高”）。

然而，人们慢慢就会发现，这两方面都不那么真实：首先，显然自己在挨饿啊，自己周围的人甚至在饿死啊；另一方面，公社里也没东西吃了，创新高的粮食产量几乎不会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村庄和农田里。

人们最终会发现，神圣的精神激励最终是无效的。同时，连执政者也不得不承认精神激励在生产效率上的失效，因为如果他们坚持不承认这一点，他们就无可避免地要回答这样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精神激励是有效的，人人都在创造资源，且人人都不享受资源或者只享受很少一部分资源，那么生产出来的资源都到哪去了呢？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就等于向人民自首：我掠夺了你们通过精神激励创造出来的大量资源。

所以，两害相权，执政者还是很果断地宣称：精神激励失效了

更有甚者，将其延伸，说是我们也别瞅着学着人家的新闻自由了，你看——原来人家搞了这么多年新闻自由，到头来还不一样糟糕~？

一个班里既有学习好的学生，也有成绩比较糟糕的学生。有一次那个成绩好的学生考砸了，那个坏学生就开始欢欣鼓舞，说：“你看你看，他还不是一样不及格，有啥好学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一百步笑五十步”甚至“一百步批评五十步”~~

那凭什么说，中国是“一百步”，人家是“五十步”呢？

原因其实也挺简单~

如果一个不中立的媒体 抢劫的是民众的知情权，那人家还会允许被抢的人找警察，甚至找其他朋友把被抢的东西夺回来，而我们呢？则是叫声救命都会被和谐~

如果一个不客观的报道 强奸的是民意，那人家至少会找个玉树临风、英俊潇洒、孔武有力的帅男来动手，而我们呢？则是弄了个“八两金”之流过来强奸还能口口声声说“诚挚为你服务”

最最关键的还是，人家的抢劫犯和强奸犯都可能被判决，至少让受害者群起攻击一下，我们呢？越抢劫越有钱，越强奸越有高潮。

    继续前一个话题~~有人会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会既不富裕，又不道德，是因为某些群体一直很努力地推动一个“无钱——无道德——更无钱——更无道德”的恶性循环。

    有无办法停止这个恶性循环呢？

    孔子的思路很直接，就是让最有权力、最有资源的人成为最道德高尚的人，或者说只是让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是真的……；

    柏拉图的思路也很直接，就是让最道德高尚的人成为最有权力、最有资源的人。

   经过上下五千年的实践，发现这两种办法都不怎么行得通~~当然，人类并未停止探索~~

最近找工作，对工资啊、奖金啊、薪酬啊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是“钱”的问题——想得多了，发现世人对“金钱问题”的认识存在一些逻辑错乱，更发现这些逻辑问题对我们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于是就想写些东西澄清一下这些个问题~

今日之世，人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白话文版本就是“有钱啊，想怎么都行。”

于是鄙人就想，为什么会出现“有钱啊，想怎么都行”的状况呢？是因为钱能换到好多东西，那就会有人说了，钱换不来健康啊，爱情啊，亲情啊~然而，只要你看看今天中国的状况，就会发现其实也不然~~

例如，有钱营养就能保证，医疗条件就能改善啊，谁又说换不来健康呢？

又例如，有钱才能给爱人一个“爱的小窝”（即便这小窝是个小户型，你也得有点钱才买得起吧），当然如果你有的是金屋，那“藏娇”还会远吗？谁又说有钱换不来爱情呢？

再例如，有钱才能好好孝顺父母啊，才能不会让儿女“输在起跑线上”啊~要是你每月只能给父母一两百块，没钱给孩子交择校费，孩子只能上“垃圾学校”，你还会好意思说自己是“孝子贤孙”、“模范父母”吗？

你也甭愤青，这很正常，用咱老板的话说，“谁叫钱能办成事呢？”

问题是，为什么钱能办成事，而大家又为什么那么看重钱？

我们都知道，在一个社会里，某种资源越稀少，它就越珍贵，这道理人人都懂，因为某种资源越稀少，想获得它的话，你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所以，在沙漠戈壁，水就比珍贵，水能换到的东西就很可能比钱多，也就是说，在沙漠里，“有水啊，想怎么都行”。

于是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今天中国“有钱啊，想怎么都行。”就是因为今天中国钱太少啊，为什么手握大量钱币的人这么牛啊，就是因为其他人想赚他们的钱太难了，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而钱又是生活必需品啊，大家只好拼死拼活、死皮赖脸，乃至笑贫不笑娼地去赚钱了，“人心不古”、“物欲横流”都这么产生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了，如果想社会不那么“人心不古”、不那么“物欲横流”，该怎么办？一般人想到的就是道德教育，教育大伙清心寡欲，乃至“视金钱如粪土”，做个有高尚追求的人。而根据前面的分析，这样的做法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大家都“视金钱如粪土”了，那就更不会去创造金钱，于是这社会上的金钱就更“稀缺”、也更“珍贵”了，钱能办到的事自然就更多了，然后又变本加厉地进行道德教育，金钱又更少更珍贵了，恶性循环的产生简直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不过在鄙人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个最最要紧的问题：究竟是谁最有权力、最有资源在全社会推行“道德教育”呢？又是谁在这个恶性循环中获益最大呢？或者再直接一点问，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中，谁最热衷于向老百姓推行道德教化呢？

无疑，这个人就是导致中国社会既不富裕，又不道德的元凶，当然，他们肯定也是中国最有钱的人~~

今儿个先权当开个头~~更深入的思考稍后再来~~

然后自然就是赞扬一下红名单，臭骂一下黑名单

鄙人觉得很奇怪： 奥运当前的时候，某些人一直说 不能 把政治跟体育混为一谈，但是为什么却又要把政治和娱乐相提并论呢？类似的，某些人一直说中国人过洋节有损中国文化传统，甚至说过圣诞就不爱国，那当我们看到洋人在过春节的时候，为什么就不会说是“有损洋文化”，甚至说他们“不爱 美国”，而只说“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双重标准”来自于立场问题，通俗的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我们都是这样的人~~何必弄得自己气愤填膺骂声阵阵呢？
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才固执己见，那可能是因为不够明智通达~
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还执迷不悟，那就是“机会主义者”而已~~

遇到这种情况时，鄙人通常只会问这些朋友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知道前面那个记者断章取义的事情的呢？”

回答也是基本一致的：通过媒体。

在鄙人看来，这个回答很关键。

这至少说明，媒体还是一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净化”的行业，在这个行业里存在假话，但是假话的不断呈现和堆积却会生产出“真相”，至少是部分真相。

而某些职业，它们说假话的结果是生产出更多的假话。

为什么呢？其实原因也挺简单～

因为媒体行业传播“假话”的权利是开放的、竞争的；

而“某些职业”发布“真相”的权力是封闭的、垄断的。

当然，可能算是唯一的好处就是，大家的民族主义情感都被鼓动起来了，在这个过程里，那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媒体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伙就开始嚷嚷，西方的新闻自由不还是一派谎言云云～

不过在鄙人看来，这事也许还有可以讨论的空间～～

问大家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你到我家做客，忽然我犯了一个错误，打破了自己家中很珍贵的东西，老爸老妈大怒，开始谴责我，我还赖着不认错、死也不悔改，最后矛盾升级，居然还对老爸老妈恶言辱骂。当然，老爸老妈暴怒，进而拿起“家伙”准备“开片”～～

此时，老爸老妈还不忘记一件事，就是先把作为客人的你请出家门～你呢，也好奇，就趴在鄙人家门上听，只听见里面传来厮打声和惨叫声～～

请问，此时你会认为是我在暴打老爸老妈呢，还是老爸老妈在惩罚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呢？

如果你的答案是后者～那你应该能明白我下面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在采取正确和严厉的措施前把记者都清出西藏呢？

这个恐怕只跟执政者与现代媒体打交道——或者用一个时髦的词：公关——的能力有关系～

我们的宣传部门所惯常用的封闭、封锁、打压、呛声的手段，显然已经不适应今天这个知情权和信息传播张扬甚至已经“泛滥”的时代了。

其实，既然那帮藏独分子可恶得像恶犬，那我们在施展“打狗棒法”的时候，能不能不要总是“关门打狗”，给人的印象却变成了“此地无银”呢？

鄙人觉得是Lazlo最后不肯与HGW相认那一段~~

为什么Lazlo没有冲上去拥抱一下救命恩人，顺便喝杯酒吃个饭卡拉ok按摩直落？

鄙人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两人心中都明白，HGW以以前从事的窃听员工作“并不那么崇高”，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段让人羞愧的历史，这种事情当然谁都不想拿出来跟全国人民分享，HGW也不例外。Lazlo深知这一点，于是没有去揭他这块刺痛的疮疤。

为什么说这是最重要的情节，因为它诠释了什么是对人的尊重、对于你“藏在衣柜里的骷髅”我不会去干涉，不会去揭秘，对HGW的私人生活也不会妄自打扰——xx 7以前干的不就是这个么？
形象点说，如果把每个人的人生当作是拍一场戏，那xx7以前干的是收集每个人“NG”的部分，而Lazlo不肯与HGW相认就是想要把HGW  “NG” 那部分剪掉。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对他人的尊重，所谓的“自由”也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基础，两个德国之间的柏林墙一倒，自由就回来了，你不得不惊叹：“自由”和专制难道就是一堵墙这么简单的事情？。
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柏林墙”在那呢？万一中国的“柏林墙”也倒了，我们得到的会是自由吗？还是连最后的依靠都失去了？